《魏晋玄学史》第八十九节

本节论述东晋佛玄合流及其后的理论发展。魏晋玄学以本体论探讨自然与名教关系，但王弼、裴頠、郭象各执一偏，未能实现体用一如。

本节论述东晋佛玄合流及其后的理论发展。魏晋玄学以本体论探讨自然与名教关系，但王弼、裴頠、郭象各执一偏，未能实现体用一如。东晋时期，玄学与佛教般若学因同属本体之学而会通，形成“六家七宗”思潮，其代表道安的本无义、支愍度的心无义、支道林的即色义，分别与王弼、裴頠、郭象的玄学对应，但皆未能达到非有非无的中道，这反而为鸠摩罗什传入中观思想创造了条件。

鸠摩罗什在长安系统介绍大乘中观学，其弟子僧肇作《肇论》，以中观方法解决玄学的体用问题，建立非有非无的本体论，标志玄学的终结。另一弟子道生则由般若学转入涅槃学，主张佛性实有，将体认本体的心性论引向现实生活，为此后禅宗、理学的发展埋下伏笔。僧肇立本体论，道生开心性论，二者共同推动了佛学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