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第六十三节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塑造了与天地同体、逍遥世外的得道真人，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导致本体与现象割裂，得出真人有体而无用的结论。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塑造了与天地同体、逍遥世外的得道真人，把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导致本体与现象割裂，得出真人有体而无用的结论。他笔下的“隐士”主张弃世以求自由，却遭“大人先生”训斥，指出只有与现实妥协才能获得精神自由，这其实是阮籍的自我批判。《大人先生传》由崇尚自然、否定名教起笔，最终却归于随遇而安、肯定名教；由于名教与愤激之情都难以割舍，阮籍又把大人先生推向人世之外的自然本体作徒劳的追求。在《达庄论》中，他以自然本体为前提推想出和谐的理想社会，但因缺乏通向现实的桥梁，仍是不可企及的彼岸；他一面发挥庄子思想，一面又贬低庄子，认为庄子不足以为个人精神境界提供充分依据。既然名教内外都找不到稳固的精神境界，出路便只剩人性与纯粹自我意识，而现实名教与这种人性相对立，于是阮籍探索的终点即是起点，最终只得到一个孤悬无凭、痛苦不安的自我意识。

嵇康喜好辩论，著述多为与好友吕安、向秀、张辽叔、阮德如等人的论难。他不像王弼那样从现象共性探求自然之理，而从自我意识的个性出发，着重研究如何认识本体；对认识分歧并不介意，辩论实为友好对话与心灵交流，自我意识也就在往返论难中找到客体，获得确定性。《世说新语》记载他与赵至的辩论以失败告终，可见当时清谈风气：知识分子无法投身政治实践，只能通过以玄理为主题的清谈寻找精神出路，对胜负一笑置之。嵇康所立“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影响到东晋，但人们只重论题而非其定论，其逻辑矛盾明显，向秀等人的反驳更得人心；嵇康本意不在驳倒对方，而在借对方肯定自我意识的主体性，他成为清谈领袖，关键在于提出了自我意识认识本体的独特思维模式。他强调从自我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出发，打破经典权威与习俗成见，反对“多同”之见和“思不出位”，认为怀疑虽胜过人云亦云，仍不如自我的确信，这些思想对魏晋思想解放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