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第三节

郭象本着儒家的人世精神重新诠释庄子，认为禹时“民心变”是历史积累与当时事变所致，不能归罪于圣人与礼法名教，面对社会弊端应承认现实、担待时运而非消极逃避。

郭象本着儒家的人世精神重新诠释庄子，认为禹时“民心变”是历史积累与当时事变所致，不能归罪于圣人与礼法名教，面对社会弊端应承认现实、担待时运而非消极逃避。他虽像嵇康、阮籍一样认识到君主制度的弊端，却不主张否定君主，认为无君则国家更乱，两害相权取其轻。

郭象会通儒家的社会本性与道家的自然本性，提出安分自得、独化之说：万物各有性分，个体自为自足、无待于外，自然形成“自为而相因”的和谐整体；统治者应无心而治、尊重人性，不可强加意志。他以道解儒，主张君主形同虚设、权力可有可无，以此架空专制。与嵇、阮的否定君主、王弼的只重整体和谐相比，郭象既重个体自为又切合士族社会现实，但其想法最终破产。

本节末尾转入对玄学历史动因的讨论：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已为魏晋玄学准备了条件，王符、崔寔、仲长统、荀悦等人揭露经学虚妄、把神学问题还原为现实问题，但受时代局限，只起破坏经学的作用，未能建立新体系；只有当东汉王朝的政治经济体制被根本摧毁、现实成熟之后，哲学的质的飞跃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