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第十一节

曹操提出“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其“道”实为法家权术，与《韩非子》所主张的君主虚静无为、循名责实思想一致。

曹操提出“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其“道”实为法家权术，与《韩非子》所主张的君主虚静无为、循名责实思想一致。曹氏祖孙三代实践此法，虽纠正东汉用人流弊、促进北方统一，却也造成新的矛盾。王弼指出刑名之法易生巧伪、丧失情理，促使曹魏名理学深入探索用人之道，成为通往玄学的桥梁。

建安年间曹操三次下令唯才是举，因割裂才德关系引发矛盾。何夔批评其忽视道德，主张先核之乡闾。曹叡认为“名如画地作饼”，主张重实；卢毓则辩称名可得常士，且才必以善为归，德应居首。曹叡采纳卢毓意见，令刘劭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遭傅嘏、杜恕反对，认为舍本求末，且君主“多疑而自任”才是症结，用人与被用互为依存。由此讨论转向何为理想君主，曹植、曹丕、曹髦等皆有论述，各家（包括法家刘廙、刑德并用的桓范、儒家杜恕）均推崇道家无为为君主素质。

刘劭《人物志》杂取儒道名法，是名理学的总结。它超越考课之术，以理想君主为纲统合诸家矛盾，为玄学作了铺垫。书中《流业》篇将人才分为清节、法家、术家等十二类，各有职任；而主德应聪明平淡，不偏显任何专长，方能总达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