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第六十一节

嵇康早年以唐虞之世“君道自然”为最高政治理想，与阮籍一样相信名教与自然可以结合，精神支柱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一致。

嵇康早年以唐虞之世“君道自然”为最高政治理想，与阮籍一样相信名教与自然可以结合，精神支柱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一致。但在《卜疑集》中，这一支柱崩溃，他被迫在忠直与顺从、隐居与求名、出世与入世等对立选择间重新确立精神方向。阮籍、嵇康在崩溃后继续探索，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仍属本体论哲学。阮籍《通老论》主张圣人法自然而化，与王弼相通；嵇康《答难养生论》描绘“至人”居君位而心同素士，是内圣外王、名教与自然的结合，也影响了郭象。

名教指历史形成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人必须接受的既成事实；自然指支配自然界的和谐规律，成为人调整名教弊端的精神力量。二者反映社会实践中必然与自由、自在与自为的矛盾统一。魏晋动荡中，玄学家普遍把二者视为现象与本体的关系，追求结合方案。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猛烈抨击名教，看似二者分裂，实则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他们批判的是违背自然的现实名教，心目中始终以合乎自然的名教为正面理想，如嵇康向往上古无为之治，阮籍描绘无君而万物自理的境界，最终仍要使名教重新合乎自然之理。

名教作为定型的政治伦理实体，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正始年间异化程度较轻，人们在名教中尚能感到肯定，故王弼可将名教与自然抽象为有无关系，通过思辨扬弃对立，理论平衡、心灵宁静。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使名教中否定的一面充分暴露，阮籍、嵇康无法再从事抽象体系建构，只能抒发愤慨，理论失去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便转化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