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第七十四节

郭象把内圣外王之道当作救世药方，但在晋惠帝这样昏愚的君主面前毫无用处。

郭象把内圣外王之道当作救世药方，但在晋惠帝这样昏愚的君主面前毫无用处。他认识到这是君主专制下无法摆脱的悲剧，把时代苦难归为各种因素交织成的必然之势，主张接受这一命运；但同时仍把内圣外王作为理论探索重点，力求在必然中找到自由、在现实中找到超越。

他的探索贯穿“自为而相因”的本体论线索：君主专制与等级制度构成的社会本身是和谐整体，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君主应“顺百姓之心”“因天下之自定”，无为而天下自化。作者指出，和谐整体观并不否认社会存在不和谐的一面，它关注的是统治者如何通过最佳决策变无序为有序，这一传统源自《周易》的“保合太和”，蕴含丰富的决策思想与领导艺术。

关于无为与有为，曹魏名法之治、司马氏名教之治偏于有为而事与愿违，玄学遂鼓吹无为；阮籍、嵇康以无为排斥有为，裴则以有为排斥无为。郭象综合总结，认为二者可统一：无为即“任其自为、率性而动”，并非无所作为；有为也是率性而动、不越本分，故无为即有为、有为即无为。君主用臣、工人用斧，各当其能即天理自然。这一论证比王弼只证明整体自我调节、却无法研究个体的“以无为本”更为圆融。其关键在于君主能否真正做到“无心”，捐弃聪明才智、任其自动，否则卖弄聪明必致伤损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