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第七十六节

本节先引王导之论，指出教化的根本在于端正人伦、设立学校。

本节先引王导之论，指出教化的根本在于端正人伦、设立学校。作者认为，玄学虽与儒学不相排斥，却无法承担“正人伦”的功能，未能解决在宗法社会中建立既高明又切近日常的哲学形态这一问题，直到宋代理学才告完成。郭象的独化论标志着玄学的终结，此后仅张湛提出借助佛教的贵虚论，中国思想转入佛玄合流时期。在本体论和人生论上，玄学均不及佛学，郭象关于逍遥在名教之中的见解后来被支道林的佛学新解取代；但中国知识分子借此吸收佛教以充实自身，郭象的玄学在消化外来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随后转入对郭象庄学的评价之争。郭象打破了庄学的沉寂，编定《庄子》流传本并以玄学思路解庄，历代对其褒贬不一：或称其得庄生之旨，或斥其曲解庄子。作者指出，若视庄子为反对儒家、追求绝对自由，则阮籍、嵇康才是继承者；若视庄子为探索内圣外王之道，则郭象方为正解。而《庄子》本文中两种倾向并存，只是“迹”而非“所以迹”，故难以判定孰是孰非。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两汉庄学中断的原因、阮嵇与郭象各自的心态背景、庄学与儒学的关系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等，最终归结为如何真正理解庄子。作者声明本章不作武断是非，只提出困惑以求教于方家。

最后论述庄子的“吊诡”即一种悖论，它似是而非、两解而又无解，庄子自知其无解而深感悲凉。作者将庄子的悖论与希腊麦加拉学派及惠施、公孙龙的悖论相比较：后者是语言逻辑问题，旨在机智指出矛盾、以辩胜人，与人的生存方式无关；庄子的悖论则出自对经国体致的探讨，关怀人世，二者性质根本不同。郭象虽批评辩者之言无用，却认为其辨名析理可锻炼思维，故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