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第二节

正始玄学的学派属性难以判定：它在理论上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偏于天道，有似黄老；在价值取向上又以重视名教为标准，抬高孔子，近于汉儒。

正始玄学的学派属性难以判定：它在理论上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偏于天道，有似黄老；在价值取向上又以重视名教为标准，抬高孔子，近于汉儒。这是因为儒道两家的界限本就矛盾交叉，儒家上溯天道不能不趋同自然，道家下涉人道不能不趋同名教。重要的不是判定属性，而是弄清玄学如此处理儒道关系的历史动因。正始年间玄学致力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双向诠释：以儒解道，把道家的必然之理转为应然之理；以道解儒，把儒家的应然之理转为必然之理，从而天人合一。其目的在于克服名教在现实中的异化，树立合乎自然的名教社会理想。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即体现这一信念，他提出崇本举末，认为统治者若尊重社会自身功能，仁义礼敬可自然生发；若弃本逐末、出于私利强行提倡，仁义礼敬便沦为争斗幌子。但现实推出的不是圣君贤相，而是司马氏集团，他们在高平陵政变后夺权，把名教用作诛夷名族的工具，使异化更加严重，儒道会通的理想落空，由此促成竹林玄学中儒道的分裂。

竹林玄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猛烈抨击礼法。但他们反对的只是违反自然的现实名教，正面理想仍是与自然结合的名教，因而并未否定正始玄学，而是认识到名教异化的根源不在统治者的错误决策，而在君主制度本身。嵇康在《太师箴》中抨击后世君主以天下奉其私，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指出君主制度是一切祸乱的总根源，二人由此把玄学推进到无君论，向往一个无君而万事理的社会。但无君社会在当时无法落实。西晋统一后提倡儒学名教，裴崇儒反道，嵇康崇道反儒，二人皆死，说明两条路都走不通，玄学在元康年间回到儒道会通的合题。郭象的《庄子注》《论语体略》同样双向诠释，但吸取了前人教训，现实操作性更强。他的体系围绕乐广"名教中自有乐地"之说展开：礼法名教制约自然本性必然产生异化，反抗异化又会破坏必要制约。阮籍等人否定社会制约，裴全盘接受异化的名教，都陷于两难；乐广则试图在承认现实名教的同时克服其中异化，在不可超越的名教中寻找超越的乐地，这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立足现实、执著追求理想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