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第六十六节

西晋元康年间，裴頠（裴成公）针对王衍、乐广等人主张的贵无论，作《崇有论》加以反驳，虽时人攻难不能折服，唯王衍前来辩难时裴頠稍屈，但王衍仍将他视为同道，遇人咨疑便引荐去问裴。

西晋元康年间，裴頠（裴成公）针对王衍、乐广等人主张的贵无论，作《崇有论》加以反驳，虽时人攻难不能折服，唯王衍前来辩难时裴頠稍屈，但王衍仍将他视为同道，遇人咨疑便引荐去问裴。裴著论旨在维护儒学、纠正贵无论玄学的偏差，使玄学适应西晋统一需要；王衍、乐广的贵无论也试图结合儒学，乐广还主张名教内自有乐地。但因司马氏借名教杀戮名士，阮籍、嵇康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引起共鸣，虚无放诞之风愈演愈炽，贵无论已无法再证明儒玄可合，必须另构新体系，这便是裴著论的历史使命。裴与贵无论同样以无为而治为政治理想，主张任人唯贤等具体政见，并力图证明名教本身即本体，无这一范畴不必要，应崇有而不贵无；二者手段不同，目的都在论证名教合理性、调整混乱的人际关系。《崇有论》仅一千三百余字，难以建立完整体系，史载裴另著《贵无论》之说真伪难定。中国传统惯于援天道证人道，王弼以名教本于自然填补理论空白，而裴独辟蹊径，直接就社会存在说明社会存在，以有为最高范畴引出内圣外王之道，是对此思维模式的突破。《崇有论》开篇即提出总括群有本身就是本体、此外别无本体，由群有过渡到分有，进而论事物各偏不全、必凭外资，由此界定理、有、资、宜、情等范畴，确立崇有的理论前提，但由泛论转入社会存在论时缺陷便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