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第八十一节

阮籍、嵇康将对礼法名教的批判归结为对君权的批判，认为君主专制是礼法异化的总祸根，阮籍甚至设想无君无臣的理想社会。

阮籍、嵇康将对礼法名教的批判归结为对君权的批判，认为君主专制是礼法异化的总祸根，阮籍甚至设想无君无臣的理想社会。郭象则提出相反观点，认为人群必有一主，肯定君权的现实必要性——这一思想同样源自庄子。郭象主张在肯定君权的前提下限制君权，办法是君主无为、臣下有为，君主应“无心而付之天下”，顺百姓之心，满足其衣食耕织等基本需求，这与道家无为、儒家民本、墨家兼爱思想相通。

郭象进一步将关怀政治的内圣外王之道与个人安身立命之道统一于“玄冥之境”，认为圣人身在朝堂而心同山林，仕隐在本质上并无分别。他建立了逻辑一贯的庄学体系，自认把握庄子真意；而阮、嵇宁愿在矛盾中挣扎，反而更近庄子悖论式的本意。郭象使庄学成为显学，但其体系建成之初即遭永嘉之乱冲击，内圣外王与安身立命之道一时沦为笑柄，思想界又回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倾向。后世围绕郭象《庄子注》的争论绵延不绝，只要文化与政治的二元结构不变，争论便难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