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第六十九节

本节论述从王弼到郭象六十余年间玄学主题的延续与风格演变。

本节论述从王弼到郭象六十余年间玄学主题的延续与风格演变。玄学主题承接建安文学“摆脱苦难、重建秩序”的诉求，由王弼抽象为名教与自然之辨，只要现实苦难与秩序重建的课题存在，这一主题就不会过时，只是各家因处境不同而风格各异。

正始时王弼年少意盛，玄学中慷慨大于悲凉，赞刚健有为而反隐遁；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当政，阮籍、嵇康转以悲凉愤慨为主；裴身为晋室外戚、居政治中枢，其《崇有论》维护礼制、反对虚浮旷达，带有政治家的慷慨。郭象亲历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欲综合超越与现实两个对立命题，其玄学既无慷慨也无悲凉。他一面清谈自娱、不就辟召，一面又任太傅主簿当权用事，二重性格招致庾敳等人的讥讽。当时以能否超越现实为评判高下的标准，陆喜的品第论视避世守约为上乘，毕卓、谢鲲等人遂以纵酒任达自居，实为丧失社会历史内容的末流。郭象则据“千人聚必有君”之说依附东海王越，与陆机兄弟、江统、王导等择主而事的做法相同，从现实角度看未可厚非。

作者指出，阮籍、嵇康排名教任自然会使玄学流于虚无，裴弃自然护名教则丧失玄学本质，立足超越者被迫妥协，立足现实者又须寻求超越。谢鲲受鞭辱而面无愠色，实为对不合理现实的屈从。故永嘉年间玄学必然复归主题，寻求名教与自然的辩证结合。郭象力求在超越与现实间维持动态平衡，因而两面受攻；作者以黑格尔“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两命题为例，说明凡从事综合总结的哲学家都难免来自左右两方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