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史》第十节

本节论述从名法之治的弊端出发，经桓范、杜恕等人对儒法合流的探索，到黄老思想的兴起，说明了玄学产生的政治思想铺垫，并指出人才学（名理之学）是玄学的另一重要思想来源。

本节论述从名法之治的弊端出发，经桓范、杜恕等人对儒法合流的探索，到黄老思想的兴起，说明了玄学产生的政治思想铺垫，并指出人才学（名理之学）是玄学的另一重要思想来源。

刘廙在实践中发现名法之治的矛盾后，桓范进一步提出刑德必须相辅而行，不能偏废，并主张君主以“七恕九虑”驾驭臣下。他虽属儒法合流型人物，肯定法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之长，但认为其谲诈苛刻之弊需用儒家纠正。然而在曹魏，这种思想反而加剧了君臣离心的痼疾。

杜恕针对此弊病，提出君臣一体的思想，批判名法之治“尊君卑臣”的错误目标，主张完全以儒家思想指导政治。他著《体论》八篇，提出“礼为万物之体”，但这仅是政治行为准则，缺乏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未能满足实践对新哲学的需求。因此，杨阜、高堂隆等人只能重新搬出天人感应的旧说，但这对扭转时弊毫无作用。

由于儒家无力构筑新哲学，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应运而生，被认为是扭转名法之治偏差的对症良药。曹丕、曹叡虽有此认识，但因个人集权欲望及儒家经学的正统地位，未能将其贯彻为统一国策。尽管如此，黄老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优越性已被验证，为玄学的产生作了重要铺垫。

王弼认为道家能兼取各家之长，这表明玄学是当时各种思想的全面总结。除政治思想外，另一重要来源是从名实关系考察人物的名理之学，即人才学。三国时期，魏、蜀、吴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才学理论，其中曹魏的人才学以服务于名法之治的“综核名实”为主导，是其政治谋略在用人上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