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历史，遗忘》第九十九节

约束与解约束的辩证法沿记忆向多重主体归因的线索展开，愉快、平抚、和解的记忆是其幸福心愿的样子，布勒东的呼喊与《诗篇》的疑问呼应于此。

约束与解约束的辩证法沿记忆向多重主体归因的线索展开，愉快、平抚、和解的记忆是其幸福心愿的样子，布勒东的呼喊与《诗篇》的疑问呼应于此。末世论观念用于历史必生歧义，这关乎意识到自身局限的历史认识的完成前景。

历史的真理计划与记忆的忠实性目标相比，历史学中没有与识认相对应的东西，这是书写制度造成的认识论断裂。见证把记忆的活力传给历史，但见证者的活话语转成书写后消散于档案。记忆与历史的差异出现在解释环节，历史比记忆范围更大、时间分层更多，还把记忆当作对象。但记忆仍是过去之过去性的守护者，历史能放大、纠正记忆却不能废止它，因为记忆建立在前叙事的相信之上，如大屠杀这类创伤事件要求被述说。

历史知识的脆弱建构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历史学只有不确定的“représentance”与记忆表象对应；二是记忆与历史的竞争在认识论上无法解决，争论须移到读者与公民的场地，由他们保持二者的平衡。历史学可视为一种埋葬行为，把记忆与哀伤的工作延续到历史层面。本雅明描述的克利画作中的历史天使被“进步”风暴刮向未来，历史的意义依赖对过去作出回应的公民。历史能纠正封闭于自身苦难的共同体的记忆，记忆在历史批判之路上遇见正义感，愉快的记忆须同时是公平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