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历史，遗忘》第六十七节

本节先讨论“独特存在之儆戒性”概念，指出它既非道德判断也非史学分类，而是在公共空间的历史争论中、由开明的公共舆论形成，把对罪行的事后评判转为避免重演的承诺……

本节先讨论“独特存在之儆戒性”概念，指出它既非道德判断也非史学分类，而是在公共空间的历史争论中、由开明的公共舆论形成，把对罪行的事后评判转为避免重演的承诺，从而摆脱控告与辩护的循环。作者由此在法官与历史学家之外引入公民这一第三方：公民的眼光基于自身经验，参与不终结使他站在历史学家一边，却又寻求如判决般最终的判断，是最终的仲裁者，其确信最终证明司法审判的公正与史学研究的诚实。

随后转入历史真理计划的最后限制——诠释。作者把诠释定位为对整个史学活动的二阶反思，而非其中某一环节，认为通常“主观性对客观性”的讨论过于狭隘。过去的人兼具陌生人与过去存在者的双重他者性，狄尔泰又加上由铭印构成的第三种他者性，共同奠定历史知识。文章继而评述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历史实在是多义不可穷尽的，理解在对象化与占有过去之间摆动，客观性的界限即科学话语相对哲学话语的界限，历史因自由筹划而非预先写就。

接着评述马鲁的《论历史认知》：历史认知是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对过去的认知，需结合主客观，历史学家的技艺始于向文献提问的诠释学，目的是理解他者，代价是自我被悬置；其强调友爱，通向历史认知的伦理学。作者指出马鲁批判客观性有余而批判主观性不足。最后以雷蒙《我们的世纪1918-1988》为例说明当代史的困难：研究对象具有当代性与未完成性，缺乏终极视角，难以建立重要性等级，历史学家易走向“敉平差别”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