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历史，遗忘》第二十六节

本节提出归因的第三个前提：向自身归因与向他者归因的不对称。

本节提出归因的第三个前提：向自身归因与向他者归因的不对称。对陌生人的归因是揣测的、间接的，依靠对他人言行的诠释和移情式的“共现”；对自身的归因则是直接、确定的，带有无距离的属我性，称为“充实”。两者在纠错程序上同样不对称，胡塞尔《第五沉思》关于充实不对称的思考与多重归因理论在此叠合。这一不对称并未消解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问题，而是把它圈定起来：自身自指为记忆的拥有者，又通过结对、移情把同样的记忆归于他人。

在此基础上，作者尝试让现象学与社会学相互靠近。记忆进入陈述阶段即进入话语，而母语是他者的语言；创伤记忆的清除需要第三者（如精神分析学家）的介入，使回忆形成具有公共结构的叙事，并进一步引向证词与档案程序。人从他者那里获得名字，构成自指的语言载体。现象学方面，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强调生活世界一开始就具共同体形式；舒茨把他人经验视为与自身经验一样原初，其关于同代、前代、后代传承接续的研究，为共享记忆的现象学提供了“我们”与“人们”之间人称化分级的框架，并可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阿伦特强调复数性的政治哲学结合。社会学一侧也向现象学运动：勒珀蒂强调在交往框架中建立社会关系与身份；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的长、中、短时段分层重述了集体记忆问题；历史学的“尺度游戏”为在微观史与宏观史之间重新分配记忆提供中介图式。

最后作者提示：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两极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层面，即与亲者的关系层面。亲者处于自身与他者之间，亲近是不断运动的动态关系，相当于古人所称的 philia；亲者也是邻近的他者，舒茨的同时代性关系正由此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