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历史，遗忘》第十八节

本节从托多罗夫对记忆滥用的揭露切入，指出对记忆的狂热控制并非极权政体独有，而是所有追求荣耀者的通病；受害者身份会带来过分特权，而历史学家对事实的选择与关联未必由求真引导。

本节从托多罗夫对记忆滥用的揭露切入，指出对记忆的狂热控制并非极权政体独有，而是所有追求荣耀者的通病；受害者身份会带来过分特权，而历史学家对事实的选择与关联未必由求真引导。由此引出“记忆的责任”问题：它超越记忆现象学和历史认识论，指向历史条件的诠释学，只有在幸存者的活记忆与历史学家、法官的批判目光相摩擦的地带，才能被负责任地讨论。

作者警惕“你要记住”这一命令绕过历史学工作的风险，指出它与“不要忘记”同义，可能同时是记忆良好使用与滥用的极致。记忆的责任在精神分析的治疗框架内表现为一项任务，但它比记忆的工作和哀伤的工作多出命令因素——从外部规定欲望、施加义务约束，这一结合点正是正义的观念。正义使记忆成为指向未来的规划，把责任投射在记忆工作与哀伤工作的连接点上，并统合记忆的符合维度与实用维度。记忆的责任作为正义的责任，其依据有三：正义在结构上朝向他人；引入债责概念，我们对先我们离世的同属者负有债务感，需清点遗产；在负债的他者中，道德优先性属于异于我们的受害者。

随后讨论滥用如何嫁接于好的使用：激情记忆的要求发出恫吓之声，表现为无休止的纪念劝告。对此有两种解释：卢索在《维希综合症》中以记忆病理学范畴解释，认为记忆的责任是对1940至1945年法国心理创伤的驱魔尝试，因而总在使用与滥用间摇摆，并以代言人骗取受害者言语；诺拉则以“纪念的时代”诊断“强迫性纪念”，指出纪念动力颠倒，个别、片段、地方的记忆取代了歌颂民族国家主权的历史模式，历史本是被核实的记忆，如今纪念从传统空间中解放出来，整个时代都成了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