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历史，遗忘》第九十节

本节论述记忆、遗忘与历史书写的关系，以《维希综合症》对维希政府史的研究为例，说明遗忘是被结构化的。

本节论述记忆、遗忘与历史书写的关系，以《维希综合症》对维希政府史的研究为例，说明遗忘是被结构化的。作者将1944年后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未完成的哀伤”时期，解放的欢呼充当屏蔽记忆，掩盖纳粹占领的独特性，集中营受难者被匆忙压抑；二是压抑时期，抵抗主义神话与统治神话的建立压制了内战后遗症，但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旧伤复发；三是被压抑事物再现的时期，电影《悲哀与怜悯》打破神话，证人与口误唤回被遗忘的国家反犹太主义，杜维耶特赦则以社会和平之名制造遗忘症的效果；四是至今仍处于的萦扰时期，犹太人记忆复活，但选择性的注视使看见占领却看不见灭绝，巴比审判等事件揭示通敌责任。作者指出，历史学家在集体记忆的争论中应保持距离，其首要职责是否定主义的事实性驳斥，而极端经验虽不可转让却可表述。

随后作者讨论制度化的遗忘，区分特赦权与赦免：前者是国家元首的准神圣特权，后者由国会设立，用于结束内战、革命等政治动荡，以实现敌对公民的和解。赦免与遗忘症在词义和实质上都接近，构成与拒绝记忆的密约。古代范例是公元前403年雅典在民主战胜三十僭主后颁布的法令，公民宣誓不再回想恶行，使政治重建于骚乱的遗忘之上；法国的范例是亨利四世的南特敕令，禁止臣民唤醒过往记忆、提起诉讼，以“兄弟、朋友、同胞”的名义平息宗教内战，其革新在于由国王以政治而非神学的名义调解教派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