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历史，遗忘》第十六节

本节以丢勒的铜版画《忧郁Ⅰ》为起点，画中腰挂钥匙与钱袋的女子低头沉思，身旁散落未用的仪器与几何图形，呈现知识的虚荣与闲散的融合。

本节以丢勒的铜版画《忧郁Ⅰ》为起点，画中腰挂钥匙与钱袋的女子低头沉思，身旁散落未用的仪器与几何图形，呈现知识的虚荣与闲散的融合。作者由此回溯忧郁的来源：中世纪教士的acedia，即懒惰、萎靡、对悲伤的纵容，是道德上的诱惑，这构成了弗洛伊德勉强论及的忧郁的道德基础。与之相对的解毒剂——欢乐、幽默、希望、工作——在文艺复兴抒情诗和波德莱尔的诗中都有先例；忧郁的目光映照在反思意识的镜子上，打开了通往记忆的道路。作者指出，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缺少“升华”这一环，而贝多芬晚期作品唤起的升华的悲伤恰好补上：忧愁是未完成哀伤的悲伤，快乐则是放弃缺失客体的补偿，哀伤的工作与记忆的工作由此交汇。

随后作者论证将弗洛伊德的病理学范畴挪用到集体记忆与历史学层面的正当性。一方面，弗洛伊德本人的分析对象早已超出精神分析场景，涉及心理社会与历史情境，哈贝马斯以象征化、再象征化的重新解释也使挪用更易；公共空间可视为治疗舞台的等价物。另一方面，集体层面存在直接对应：人格同一性与共同体同一性的两极构造使缺失客体概念可直接用于权力、领土、人口的缺失，大型葬礼等哀伤行为正是私人与公共表达的交叉。历史与暴力的基本关系进一步支撑这一点——共同体诞生于战争式的创始事件，象征性创伤储存在集体记忆档案中：记忆太多对应强迫性重复，暴力以见于行为替代真正的记忆；记忆太少对应因贪恋快乐或良心有愧而逃避，二者都缺乏批判，未达到回忆的工作。哀伤的工作与记忆的工作在集体层面比个体层面更能获得全部意义，服从现实检验、放弃填充是二者的内在组成。最后，治疗中对患者合作的号召把记忆的被动一面与主动训练连接起来，工作概念占据策略位置：紊乱不仅被遭受，也负有责任，记忆的滥用可视为这一结合工作的反常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