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历史，遗忘》第三十九节

本节梳理了年鉴学派对心态史的贡献及其内部的演变与问题。费弗尔与布洛赫开创了心态史研究。

本节梳理了年鉴学派对心态史的贡献及其内部的演变与问题。

费弗尔与布洛赫开创了心态史研究。费弗尔通过考察16世纪的宗教问题，提出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心态工具”，它限定了人们能设想什么、不能设想什么。布洛赫则在研究王权神迹和封建社会时，提出必须假定存在一种“封建心态”，以对抗脱离社会根基的观念史。两人虽都主张历史应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关注社会各领域的相互依存，但费弗尔更重个体性，布洛赫更受涂尔干影响，强调集体象征活动。

一战后，年鉴学派转向以经济为主要关注，发展出量化、系列史等方法，并推崇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强调地理空间与经济结构的持久性。这一选择使第二代学者把心态史也纳入经济、社会、文化的三段结构，用可定量的系列事实来研究，导致人被视为受制于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文化（第三节）的展开受到经济主义的阻碍。

面对研究对象的专业化与碎片化，杂志编辑雷维尔反思了学派的统一性，认为其只是提供了一个中性的框架，未能解决分裂与融贯的矛盾。在此背景下，芒德鲁为心态史辩护，他将其定义为重构表现集体观念、感受和价值的行为与表达，并主张用一套类似“结构、局势”的概念系统来研究，而不赞同用精神分析学重写集体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