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三部曲》第十三节

研究生迈克尔·莫里斯与彭凯平注意到，美国报纸对卢刚杀人案的报道多归咎于其个人品性与心理问题，而中国报纸则强调其社会关系与环境压力。

研究生迈克尔·莫里斯与彭凯平注意到，美国报纸对卢刚杀人案的报道多归咎于其个人品性与心理问题，而中国报纸则强调其社会关系与环境压力。他们系统分析《纽约时报》和《世界杂志》，证实了这一印象。随后，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分析美国邮递员麦克温尼枪杀同事的报道，发现中美媒体的归因差异依旧：美国媒体聚焦个人性情，中国媒体强调失业等环境因素。他们还调查了两国大学生，美国学生更看重凶手的性情，认为凶杀难以避免；中国学生则认为改变环境可避免悲剧。

这一差异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印证。发展心理学家琼·米勒发现，美国人比印度人更多用性格解释行为，而印度人更常用背景因素，且这种差异到青春期才显现，英印混血儿的归因居于两者之间。体育专栏的分析显示，美国记者将比赛结果归于球员能力，中国香港记者则归于对手和背景。此外，研究还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用外部因素解释鱼的游动和物理运动。

这种归因差异也受文化启动影响。香港大学的学生在看过西方文化图片后，更用个体动机解释鱼的行为；看过中国文化图片后，则更强调背景。亚裔美国人在回忆凸显美国人身份的经历后，也更看重内部原因。作者与同事的调查显示，韩国和美国大学生都认为性格重要，但韩国人更看重环境，且认为性格可塑，美国人则认为性格相对固定。在谈判策略上，中国香港人偏好由第三方调解的询问式裁决，美国人则偏好律师对抗式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