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九十五节

杜威指出，目标是需要通过评价来确定的预期结果，而非现成之物。

杜威指出，目标是需要通过评价来确定的预期结果，而非现成之物。以买西服为例，目标是买到合适的西服，其价值是在比较便宜、耐用、样式、与钱包及已有西服是否相配等具体条件中形成的，而非拿各种西服去比照某个理想样式。一个人若固守事先形成的样式概念，行动就会缺乏理智；在道德选择中不能作出选择，人就不再是道德行为者而只是对刺激作出反应的机器。因此，评价的标准是在实践判断的过程中形成的，不是从外部拿来套用的现成物。

标准先于并独立于道德判断的流行观点，一旦被接受，道德判断和认识就失去意义，剩下的只是把已知标准机械地应用到实例上，如同用尺子量布。这种观点还把道德上的不确定性归结为原罪或堕落。与之相反，杜威提出标准源于反思性评价的假说，这与把理智行为视为道德核心的趋势一致。除此之外，标准只能通过先验直觉或从先验案例中抽象得到；后者把人引向享乐主义，即把不可克服的快乐和痛苦当作独立、终极的价值标准。

杜威指出，享乐主义的问题不在逻辑而在经验事实。快乐和痛苦本身只是值得珍惜之物，同一感受在不同时间因判断方式不同而价值不同；把它们分解为基本单位来计量，这些单位只存在于常识的想象中。更关键的是，计量单位的量取决于判断，而判断据说又受该标准调节，构成循环。判断者的性格是产生结果的条件之一，麻木者预见不到某些结果，而按此标准行事反而能有意钝化敏感性，让痛苦感觉不到，从而在长远上只剩快乐。杜威认为，从过去的对象中找成分来度量将来的结果是没有希望的，评价—判断的目标是释放出新的因素。

杜威进而提出替代方案：以情境的组织和完满作为道德至善的标准。这种诉求要求重新组织当下情境以实现其统一，而组织正是在反思性探究的构思中产生的。因此，实践判断是对做什么、怎么做的判断，是把不完满情境推向完满的必要环节；标准则是指导探究达到完满的规则，衡量价值要看人的所作所为而非所言所思。杜威批评人们把组织化观念当成构成部分已全部知晓的现成东西，而实际上未完成的情境无法被彻底认识，构想中的组织只能是待检验的假设。他以自然科学为例：实验科学用代表综合功能的公式取代现成模型，道德标准同样可以从具体行动情境中产生；固守固定模型的道德教条，恰如自然科学中被废除的教条，阻碍了道德认识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