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八十九节

本节论述将实验法用于人事领域带来的第三个变化：把标准、原则、规范和一切关于善的信条当作假设，而非固定不变的终极之物。

本节论述将实验法用于人事领域带来的第三个变化：把标准、原则、规范和一切关于善的信条当作假设，而非固定不变的终极之物。信仰不再是凭权威接受的最后真理，而应是指导行动的工具，须参照其指导行动的后果来构成、验证乃至改变；道德法则也像物理法则一样，其正确性由实行后的结果判定，以后果为验证比固守一般规则更严正，也使发展成为可能。

由此引出方法与手段地位的提升。传统上手段被视为卑下，理想被抬到遥远高处，结果是脱离手段的目的无法在行动中生效，理论与实践分离；人们口头拥护理想，实际却忙于直接迫切的事务。道德领袖鼓吹离开物质手段去培养理想，反而使经济活动被排斥于高级价值之外而野蛮化，也给了权势者借保卫理想之名行狭隘物质目的之实的特权。亚里士多德把经济学与理想目的分隔，多数哲学家视经济学低于道德学和政治学，但人的实际生活主要由经济条件决定，忽视经济条件的道德体系只能空洞遥远。最后提出：当今的哲学问题是如何改造一切以知行分隔为基础的信仰，发展符合现有知识与控制自然设施的操作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