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一百六十五节

杜威指出，道德绝对主义的信徒误解了实用主义态度，以为它否定稳定的调节原则；实际上，道德探索应像自然科学探索一样，通过自由交流不断把已知转化为新知。

杜威指出，道德绝对主义的信徒误解了实用主义态度，以为它否定稳定的调节原则；实际上，道德探索应像自然科学探索一样，通过自由交流不断把已知转化为新知。道德绝对主义与社会专制主义的复兴，部分源于自由社会支持者的失败：他们误以为心灵自由是人天生固有的，只注意废除法律政治限制，而忽视了培育心灵自由的条件。自由社会必须依据心灵自由的必要要素来为言论、良心、集会等自由辩护，而不能只把这些自由当作已有权利。工业环境塑造了人们理智与道德的习惯，自由交流只有在共同活动和分享中才能实现；把自由局限于政治事务而忽视经济领域，为极权主义以“经济自由”之名压制公民自由提供了借口。判断社会运动的标准在于它拓展还是限制自由交往的手段。真正的信仰自由不止于容忍或中立，还包括同情其他信仰者的奋斗，并愿与之合作寻求真理；分歧可以成为学习的手段。

在《原子时代的科学与道德》中，杜威讨论了原子弹带来的紧迫问题与长期问题。原子裂变与原子弹的制造使自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和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零散发生的变化聚焦成一个危机：自然科学与工业技术同传统道德价值观相脱节。人们习惯称之为“文化落后”，但这一脱节造成了人类特有之物与被归为“物质”的科学技术之间的分裂。一些人主张让科学严格服从外在的道德权威，杜威认为这既无力也危险，因为它重新强化了“物质”与“精神”相分离的哲学。这一哲学源于历史上劳动者被剥夺政治、经济和道德地位的制度条件，工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工作，也不能分享工作所依据的知识。这种制度现实继续支撑着把物质与心灵、自然与人、科学与道德相分离的哲学，而这正是当代危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