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二百零一节

本节主张，研究国家与公共生活应从行为的可观察后果出发，而非从本能或行为背后的动机、授权者出发。

本节主张，研究国家与公共生活应从行为的可观察后果出发，而非从本能或行为背后的动机、授权者出发。

作者指出，人类联合的身体条件与动物无异，不足以说明共同体的独特性。应观察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后果：后果只限于直接参与者（如A与B的对话）即为私人行为；后果波及他人并需加以限制，便产生了公众与国家的特征。私人行为与社会价值无必然关联——私人逐利可服务社会，公共行为（如战争、关税）也可能有害，因此不能把共同体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公众的本质在于对广泛而持久的间接后果进行系统控制，官员即代表这些受影响者的利益。

作者以早期纠纷从私人报复扩大为家族宿怨、进而需要公众调解为例，说明国家产生于对后果的控制需要。他批评以往理论在授权者、意愿与目的中寻找国家本质，指出决定公共事务的总是具体个人，区别在于其私人身份与官方代表身份，关键在于以权威控制后果。国家理论长期分歧，正源于把因果关系而非行为后果当作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