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一百九十九节

本节讨论建设性社会立法与国际问题，并提出衡量政治活动的道德标准。

本节讨论建设性社会立法与国际问题，并提出衡量政治活动的道德标准。

经济方式的改变使资本与劳动各自结成集团，由此引发的立法建议既涉及企业伦理，也涉及政治权力的正当运用，其实质是普遍个人主义与共同利益的取舍；保护机会平等的努力常被误读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实则是要让自由更广泛平等。国际层面，国家已迈出实现共同利益的一步，但仍未摆脱对外的敌意；国际法与仲裁机构标志着进步，把拥有自身法律与法庭的国际国家视为幻想并不合理，和平时期扩军的必要性也因权力不受问责易被滥用而被抵消，以战争防止道德堕落的说法更属无稽之谈。

衡量社会制度与政治举措的道德标准是：既定习俗或法律能否释放个人能力，公众组织与秩序能否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与之相比，个人主义（放任政策）追求互不干涉的最大自由，但以两组工人为例，后一组以低工资竞争并不干涉前者类似自由，却损害了前者活动整体的有效表现；这种只孤立考察某项权力的做法是抽象、机械的形式自由。集体主义则强调部分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容易偏向定量的机械考虑，建立静态社会而压制个体主动的变动，可社会进步往往始于少数人的新方案。真正的公共利益应支持个人的新思想与新计划，并使其对行为后果负责，促使成员养成批判与规划的习惯；社会理想是有秩序的进步，而非单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