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一百九十三节

本节论述国家与道德的关系，以及自由、责任、权利、义务的内涵。

本节论述国家与道德的关系，以及自由、责任、权利、义务的内涵。

作者认为，社会生活既有停滞也有发展，道德与社会不可分。在原始社会，习俗同时充当道德、政治和法律；随着村庄、城邦乃至民族国家的形成，出现了维持公共秩序的专门机构。多个封闭小群体结合成包容的社会整体后，代表整体利益的制度得以成长，产生真正的公共秩序。这种有共同目标和共同意志的组织极为重要，否则社会将分裂为互不友爱的派别，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会伴随对外部的敌视。国家的形成使个体从狭隘固定的群体中解放出来，面对更广阔的活动领域，并获得视野更开阔的判断与理想原则。

社会越包容多样，个体的责任和自由就越大。责任的表面含义是义务：行为者须承担行为后果，须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解释不被接受时须接受后果。积极责任则是主动在行动中考虑社区利益，自觉形成顾及社会后果的目的；靠恐惧惩罚只能产生诡诈与奴役。自由的表面含义是否定性的，即免受他人意志控制和外部干涉；但仅此只是形式自由，真正的有效自由还需要两样东西：对实现目的所需资源的控制，以及受过训练的、能创造和反思的智力。缺少这些，人只能执行他人的命令，或受欲望与环境摆布。积极自由与责任属于道德层面，义务与豁免属于法律政治层面。法律保护的活动范围可能远超个人实际能利用的范围，这种豁免构成一种道德要求——应解除限制、提供条件，使形式机会成为现实。法律与道德不可分割：人只有在承担义务时才变得负责，也只有清除外部阻碍后才意识到要争取更多积极自由；若只有少数人享有有效自由而群众只有形式自由，就会激起不公平感，推动法律、政府与经济的改革。

普遍的自由可分解为具体的能力，即权利。权利作为行使权力的能力来自个体，但其起源和目的都是社会的：它体现社会的允许、确认与积极认可，且只针对特定条件下的特定活动。因此权利内在地包含义务——个体须按规定方式行使权利，如行车须守速、用财须纳税偿债。不存在与社会秩序无关的绝对权利。权利的社会性更体现在内在层面：权利是社会的产物，个体行使财产自由时依赖社会提供的获取渠道、安全保障和交换体系；把权利当成私人垄断、无视其社会根源，才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从个体角度，权利可分为身体和精神的（涉及控制实现思想意图的条件、个人培养与选择的条件）；从公共秩序角度，权利与责任是全民和政治的，将在下一章结合国家组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