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二百零五节

本节论述宗教、法律和发明等领域从公共向私人转化的条件与实质。

本节论述宗教、法律和发明等领域从公共向私人转化的条件与实质。

宗教起初是公共事务：人们认为神的喜怒关系到共同体的祸福，于是寺庙是公共建筑，祭祀是公民义务，牧师是公职人员。后来社会在知识、人际关系等方面发生变化，人们不再把敬神与否与共同体的命运挂钩，个人良知和信仰权利才得以凸显，退入私人领域。但作者指出，纯粹私人领域的观念本身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当个人判断能参与知识结论的形成、且社会流动与技术发明使世俗追求成为教会和国家的竞争对手时，共同体利益才得到更好满足。目前的宗教自由多半只是对迫害后果的消极回避，思想自由仍很肤浅。

同理，医生行医、房地产交易、婚姻家庭等看似私人的行为，因后果波及更大人群，都需要公共规则介入。个人无法预见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因而需要现成规矩来限定其注意力；当后果涉及无法直接预知的更大群体时，这个群体就构成了介入其中的"公众"。由此，法律不应被理解为国家意志的命令：把意志当作国家的因果力，要么导致"强权即公意"，要么走向神秘的绝对意志。应放弃因果力量论，采纳后果广泛分布的理论——法律是使个人彼此安排的条件体系，像堤岸疏导河流一样疏导行为；它规定协议得以成立、后果可以预见的条件，破坏这些条件便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法律既包含武断因素（关键在于后果足够确定可预言），也具有合理性：人本性短视，法律能制止直接欲望的误导，把遥远长期的后果纳入考虑。法律的理性是适应后果的手段，而非独立的因果源头；时间、距离等之所以进入法律，正因为它们影响后果及预见后果的能力。

最后，作者以发明为例检验"公众组织成为国家"的标志。创新本质上是个人行为，是对习俗的背离，因而长期遭到规则的怀疑与敌意；即便在今天，机器工具形式的创新受欢迎，但凡可能改变长期习惯的新事物仍遭抵制。因此发明不可能是国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