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一百七十六节

杜威指出，康德脱离经验目的的纯粹责任准则，容易沦为对现行国家权威的粉饰，与之相比，把责任与实际结果相联系、讲求互惠的权利观念和明智的利己主义虽不崇高，却更有利于社会协作。

杜威指出，康德脱离经验目的的纯粹责任准则，容易沦为对现行国家权威的粉饰，与之相比，把责任与实际结果相联系、讲求互惠的权利观念和明智的利己主义虽不崇高，却更有利于社会协作。他进一步分析康德的伦理学如何引出一种社会与国家哲学：康德否定人性本善，认为道德须靠理性不断征服自然欲望，而人的非社会性冲突恰恰推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由此形成德语中“文化”与“文明”的对立——文明是外在、自发的共同生活副产品，文化则是经由内在精神改造、由个人奉献责任而实现的自觉教化，具有集体性和民族性；德国文献正是以这种文化概念来解释其教育、军事及对外战争的精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