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五十节

杜威指出，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的政治心理，根源在于把民族国家模式当作唯一标准，据此把中国制度误判为落后或混乱，实则它们是在另一方向上的高度发展。

杜威指出，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的政治心理，根源在于把民族国家模式当作唯一标准，据此把中国制度误判为落后或混乱，实则它们是在另一方向上的高度发展。早期外交中，西方把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当作封建宗主与附庸的关系，要求中国承担责任，中国否认权限便被解读为推诿或欺骗；北京朝廷被视为专制君主，却又是将进贡征调与道德教化权威结合的无先例王朝，误解由此不断。

中国政治心理的中心是民众对国家与政府的极度冷漠。作为农业社会，农夫只关心耕作、温饱与婚丧嫁娶，皇帝的权力触及不到他们，他们信奉“天高皇帝远”。古伯察记述，1851年皇帝驾崩后，茶馆里无人愿议论政局，有人直言国家事务是官员谋利的差事，与己无关，众人随即转而提醒茶凉烟尽。作为回报，政府如天的代表高高在上，靠象征性的礼仪与不重的贡赋维系，官员只负责道德训诫；各省近乎独立王国，由村庄这些小单位组成。中国由此形成一种靠内部道德压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互抵消的静态平衡，这套社会演算法造就了温文尔雅的民性与近四千年的延续。直至战舰、大炮、铁路等非人化的外来力量出现，旧公式失效，中国被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其后果贯穿今日中国的内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