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五十三节

本节首先分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长年的群体生活与厚重文明的熏陶，使中国人待人平易、谦恭愉悦，面对困境不露愁苦，视悠闲和平为必然选择。

本节首先分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长年的群体生活与厚重文明的熏陶，使中国人待人平易、谦恭愉悦，面对困境不露愁苦，视悠闲和平为必然选择。但这种面对面交往中的礼貌，并不等同于对陌生人苦难的主动救助。作者列举了街头撞人无人援手、路人对遇袭者闭眼回避等事例，指出这并非虚伪，而是人口压力下生存竞争严酷所致，主动仁慈难以占据主导。类似地，迷信因果报应的宿命论也削弱了救济之心；相比之下，传教士在灾后展现的无私帮助和医生、教师的奉献，反而赢得了民众的感激与信任。

作者进一步指出，漠视他人与缺乏有组织救济同源：凡事都牵涉责任，助人可能惹祸上身，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成为生活法则。由此，“面子”比客观后果更受重视，掩饰过失优先于依事实调整；外交中也宁可屈服受辱也不愿失面子，日本因此对华采取强硬策略并获利，却激起民众憎恨。总之，拥挤人口培养出的这些心理习惯，使个人友善而集体令人厌恶；改革受挫源于对犯错的过度敏感，“远离麻烦”成为原则——孙逸仙曾以“知易行难”解释中国人因怕错而不行动，日本人则相信得大于失而勇于行动。

作者强调，找出不幸的原因不是为其开脱，事物应按后果而非成因评判；但若原因确如上述，劝诫无济于事，必须改变环境。可行之道是引入现代工业方法，开发未用的能源与资源，其效果等同于扩大生存空间；矿业、铁路、制造业能为不敢冒险的热情开辟新路，非个人化的现代生产与商业将削弱“面子”、增强对客观事实的重视，从而把个人的亲切友善转化为社会服务的通道。

末段转而评述濮兰德先生关于中国的论述：中国人口占世界近六分之一，历史绵延四千年，文明成就卓著，道德观念广泛普及，并曾向邻国传播文化；社会等级松散，统治者多腐朽无能，却靠孤立自足延续下来。工业革命打破其屏障后，内部积弊与外部威胁一并暴露。濮兰德把灾殃归咎于“少年中国”尤其是受西方教育者，并主张以外国控制政府财政为万灵药。作者认为此论过于生硬，不值详答，但主张独立分析中国转型的各要素：中国面对的是史无前例的重建难题，须在陌生而敌对的力量中改制以求延续，传统与新秩序各有好坏，却可能相互作用生成有害的化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