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四十九节

作者指出，中国借鉴西方制度的迟缓，与其致力于从根本上改造自身文明的努力并不矛盾。

作者指出，中国借鉴西方制度的迟缓，与其致力于从根本上改造自身文明的努力并不矛盾。中国的目标是洞悉西方进步背后的原理，通过民族心灵的内在转换实现自救，这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列强的觊觎与阻挠构成了这一进程的外部威胁。

作者认为，西方人之所以觉得中国“神秘”，是因为西方的政治科学缺乏理解中国制度的分类框架。中国的社会政治心灵长期受独特制度塑造，其思维方式与西方迥异，不能用西方的政治形态学概念去生硬套解。朝鲜问题和早期对华外交中的种种误解，正是源于西方将中国的宗藩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同于欧洲的君主制模式，从而产生误判。

东西方接触的最大障碍在于思想与道德层面。以修筑铁路为例，其困难并非出于盲目的保守，而是因为铁路要穿过坟墓，而墓地在风水和祖先崇拜中具有神圣意义。这说明传统信仰与生活结构紧密相连，没有心灵的转变，中国难以在与西方交往中前进。

中国复兴的关键在于养成民主生活与思想的习惯，但其传统的家长制民主缺乏在国际国内有效维持民主的“特殊官能”。中国面临两难：地方主义和权力分散阻碍其成为拥有财政、国防、法律的现代国家实体，而当前军阀割据的共和国只是以新形式重演了旧的专制罪恶。

西方关注的权力制衡、法律程序等问题只是表象，真正的难题是如何让缺乏阶级分化的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平等意识和道德力量获得组织化的表达。例如，建立国家税收体系会遭遇根深蒂固的地方征税程序的抵制，形成一个谬误循环，这表明改革必须是自内部而来的转化性生长。

对于外国人监护中国的主张，作者认为，若要有所作为，唯一的办法是刺激和促进中国内部的民主力量。中国需要国际社会的正直与开明自利来提供暂时保护，以防外部图谋，但监护本身并非必要，关键在于正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与欧洲从中世纪封建制演变相比，中国的变革更为复杂，因为它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并需在急躁的西方世界面前完成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