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二百零六节

本节论述公众行为区别于私人行为的标志，以及公众、政府与国家三者的关系。

本节论述公众行为区别于私人行为的标志，以及公众、政府与国家三者的关系。

新观念的产生属私人行为，国家难以主动组织其生产与传播；但当行为模式与工具高度标准化、统一化，成为公共生活的基础（如铁路、公路）时，公众便倾向于将其纳入国家管控。习惯虽能节省心智，却排斥对既有习惯的干预，因此人们常把已高度常规化的事务交由公共管理，以腾出精力从事创新。

公众的另一标志是监护无行为能力者（儿童、精神病患者等）。当群体间资源悬殊、无法达成真正平等的契约时，公众会通过立法干预，如限制童工工时、规定教育义务、要求安全健康保障与最低工资等。争论的焦点不在是否干预，而在于如何维持平等，以及标准如何制定。作者指出，这些标志只指出构成重要性的因素——影响的时空跨度、固定重复的特征及不可补救性——并无明确界限，个体创新与国家监管之间的界线须通过实践不断解决。

最后，作者辨析公众、政府与国家：联合行为的持久、广泛、严重的后果产生公众；公众本身无组织，通过官员及其力量才成为国家，即国家由公众经政府组成。因此，国家就是其官员的样子，官员既可能腐败自利，也可能因职位拓宽视野。政治的愚蠢与错误不足为奇，幻想制度改变会带来非凡改变也是徒劳；只有公民对官员持续监督与批评，国家才能保持正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