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二百六十七节

杜威指出，哈钦斯一派的神学作者把道德分为两类：导向社会文明的“自然道德”与关乎个人超世俗命运的道德，后者才是根本。

杜威指出，哈钦斯一派的神学作者把道德分为两类：导向社会文明的“自然道德”与关乎个人超世俗命运的道德，后者才是根本。为弥合分裂，他们制造了人与神、世俗与永恒、人性与神性等一系列对立，最终只能求助于一个永远正确的教会来裁决。这种做法表面主张完整的人道主义，实则系统地维持着分裂。

杜威认为，这种哲学反映了现代文明本身的分裂：一方面，实验科学、民主精神和以技术控制自然这三大现代要素相互关联、不断进步，科学借助曾被轻视的工业手段取得丰硕成果，交流的便利也推动了民主运动；另一方面，道德和宗教领域仍盛行前科学的精神与权威，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结论同道德宗教的方法与结论彼此分离，使社会在最重要的方面不统一。他质问：为何主张在道德上回归古代的人不主张在自然科学上也回到过去？为何不能把科学方法用于道德和社会知识的拓展？他以查尔斯·皮尔士的真理观为例，说明真理是无止境研究趋于的一致，变化意味着发展与合作，不变则表现为迫害异见的教条。政治民主以讨论交流解决纷争，与实验方法相通，却受旧哲学损害。

杜威强调，欧洲特别是德国一直是科学与道德严格分离的哲学故乡，美国的任务是把过去被分离的哲学与教育重新结合。哲学家的主要机会在于澄清民主与科学革命方法的内在联系，摆脱标准、目标和方法上的二元论。技术工业是科学的产物，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把新技术提供的资源转化为人类的积极手段，而反动哲学却称技术与科学本质上低等。教育哲学的任务是摧毁支持外部权威、反对自由合作的哲学，驳斥道德完全高于科学的观念，以及日常工作不如文学、当下命运不如超自然命运的观念，在技术上和生活中完整接受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