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二百三十四节

杜威认为，学术自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了个人的事，涉及学者在面对尚未被公认属于科学领域的问题时的学识、判断与同情。

杜威认为，学术自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了个人的事，涉及学者在面对尚未被公认属于科学领域的问题时的学识、判断与同情。他引用哈珀校长的论述，列举了教授滥用言论自由的五种情形，如传播未经验检验的观念、利用课堂宣扬党派之见、煽情、在非本行领域发表权威言论等；同时也赞同表达自由应予保障，因为限制它危害更大。杜威判断，在当今美国，真正大学里几乎不可能出现彻底的学术自由议题，因为科学探究动力增长、大学精神联结、舆论敏感及出版界对自由的维护，使公开的言论压制不太可能发生；真正的危险不在表达自由，而在更根本的"工作自由"——那种无形地塑造大学整体精神的氛围。

危险源于金钱对大学的渗透。现代大学是需要大量经费的大型机构，但金钱一旦从手段变成目的，就形成"学术唯物主义"。公众以物质繁荣衡量大学，捐赠取代调研成为大事，金钱的联想无形中支配了判断标准。这催生了对机构的忠诚压力：个人因怕连累所属机构而收敛言行，独立性被挤压。同时，物质扩张带来笨重的行政机器，个人能量被例行事务消耗；集权化使旧式民主的院系可能沦为寡头，剥夺教师的责任感与进取心。

专业化同样威胁工作自由。专业化意味着退入细节、远离公共斗争的正道，加之教学是受庇护的职业，教师易丧失直面经济政治问题的阳刚之气，进而相信根本人性问题与己无关——这比捐助人干涉的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