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二百五十六节

边沁主张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衡量一切法律与行政措施，把个人幸福确立为政治行动的规范。

边沁主张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衡量一切法律与行政措施，把个人幸福确立为政治行动的规范。他以《道德和立法原则》为纲，用这一原则系统揭露现行法律、司法与行政的弊端，并针对每处缺陷提出补救办法，把实验推理方法引入道德与政治领域。他的信徒在地方政府改革、公职公开竞争、卫生治安管理、殖民自治、印度行政等方面推行了大量变革，使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法律与行政变革基本就是边沁学派的历史。这说明自由主义只要把社会发明的魄力与具体研究、行动勇气结合起来，就能推动彻底变革；而这种变革须先建立纲领、争取公众关注，直接政治行动才会到来，否则易流于不负责任。

边沁强调一切有组织的行动都应按其对个人生活的后果来评判，以此否定保守派视习俗先例为社会智慧的教条，也否定休谟一系早期自由主义所依据的自然权利说——他视自然权利为虚构，认为人们守法与否取决于对后果的判断，变革应通过普选基础上的代议制政府以和平方式实现。他的心理学把后果当作可相加的快乐痛苦单元，这一点后来备受批评，但其核心主张在于以实际后果衡量制度。

随着英国工业化，边沁式自由主义取代了日渐衰微的洛克学派自由主义；而美国长期以农业为主，洛克思想契合开国处境，缺乏封建背景也使边沁式的司法行政改革失去支撑，故美国在社会立法上落后英国一代人，公职仍属政党分赃，法律制定后少被认真执行。英国自由主义内部，经济学家一派与功利主义一派由合而分；边沁本人虽属古典经济学阵营，其后果原则却为国家干预扫清道路。但工厂法、童工妇女保护、工时与失业救济等社会立法并非功利主义的直接产物，主要由托利党人、人道主义者、宗教领袖与工会、欧文式社会主义运动推动。最终自由主义脱离自由放任，转而以政府行动帮助经济处境不利者，美国本世纪初的社会进步主义即属这一新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