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二百六十一节

纯粹武力与暴力应当尽量避免，不能当作必要手段来培养；与自由主义对立的不是政策上的智力激进主义，而是非理智的激进主义，后者必然导致战争，而战争又是社会剧变的主要推手。

纯粹武力与暴力应当尽量避免，不能当作必要手段来培养；与自由主义对立的不是政策上的智力激进主义，而是非理智的激进主义，后者必然导致战争，而战争又是社会剧变的主要推手。诉诸暴力看似找捷径，实则会同时壮大社会变革的反对者与支持者，使变革更难实现。

自由主义作为自觉运动兴起于英国，由两股从未融合的潮流汇合而成。一股是人道主义与博爱思潮：受卢梭影响，人们同情被遗忘的群众，崇尚情感与“高贵的野蛮人”，宗教福音派的热情又推动了废奴、监狱改革、争取女工童工权益等运动。另一股源于蒸汽工业的兴起，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主张生产与交换自由，反对政府干预，最终发展为自由放任原则。这两股力量的分裂体现在边沁身上：他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却在手段上站在自由放任一边，认为政府管好本分后，个人奋斗自会带来进步。

这种内部分裂延续至今：欧洲大陆的自由党是大工业与金融的代表；英国自由主义在两源流间摇摆；美国自由主义则主张政府干预以扶助弱势阶层，被自由放任派斥为社会主义，又被激进派指责未能触动经济制度根基。两派都宣称追求最大个人自由，但自由放任派珍视的是企业家的经营自由，实际维护使自己获利的垄断体制；另一派则认为自由涵盖思想、表达、文化与经济保障，工商业既有社会后果就应受公共控制。作者认为自由放任的衰落是其自身政策所致，人道的自由主义若要延续，就必须变得激进——用社会力量改变体制本身，而非仅缓解其恶果；但这种激进主义依靠民主方法，与主张暴力变革的激进主义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