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托马斯作品集》第九十九节

本文节选自刘易斯·托马斯的随笔，探讨国际科研合作与基础研究的未来。

本文节选自刘易斯·托马斯的随笔，探讨国际科研合作与基础研究的未来。

作者首先回顾“国际亲善”一词的词源，指出其本意是各国共同微笑，并认为当前自发且无国界的国际合作现象是未来的大希望。他以《自然》杂志关于苏联火星探测器的论文为例，说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共同署名已是常态；在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和企业实验室也依赖来自欧洲、亚洲的年轻研究者，作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土人才的流失。

作者指出，尽管多人署名可能让年轻学者面临归属模糊的风险，但他相信随着国际研究体制的扩展，这一问题会自行解决。他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同，前者至今未受政府官僚体制的过多干预，这得益于早年全国健康研究院确立的“基础研究是政府责任”的理念。作者以遗传工程的诞生为例，说明几乎所有改变世界的技术都源于早年不带功利目的的基础研究；如果当初就以开发产品为目标进行严密规划，这项工作将寸步难行。科学家们乐于分享发现而非保密，这种自由交流是科学繁荣的关键。作者最后呼吁，尽管当前存在将科研局限于本国的民族主义压力，但科学共同体应保持自由，继续以纯粹的乐趣交流知识，享有探索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