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托马斯作品集》第一百一十六节
托马斯在开篇提到,一些基金会的托管人决定不再资助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把责任推给联邦政府,只愿把钱花在风险小、见效快的健康普及上。
托马斯在开篇提到,一些基金会的托管人决定不再资助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把责任推给联邦政府,只愿把钱花在风险小、见效快的健康普及上。他愿为他们的成功办宴会,条件是他们拿出一半赠金研究痴呆,并借此推动克雅氏病慢作用病毒的研究——这种能自我复制却无人能见的生命形式,长期得不到资助,是生物科学的耻辱。
接着他谈到,人在人类前景黯淡时,需要语言、音乐、艺术品一类的慰藉,而他近来在杂志上读到的测谎机故事正是他寻觅的东西。据文章所说,人一撒谎,大脑深处就会触发警报,测谎机便能记录下皮肤电、心率、呼吸的相应变化。托马斯由此认为,撒谎在生理上是一种压力、一种不自然的行为,这说明人在生物学上被设计成要彼此忠实;他进一步论证,人类是比社会性昆虫更相互依赖的物种,信赖是这种生存方式的基本要求,因此撒谎的约束应是内置于基因的特性,而非单纯的文化教养。
他不希望造出能精确量化道德卑劣的仪器,但提出医学该弄清安慰剂这一“无害的谎言”;也担心关于撒谎的化学信号一旦被发现,会催生测谎工业、政府干预,最终让文明停摆。他转而建议把研究转向动物与植物——花朵伪装成昆虫、负鼠装死、雌萤火虫变换闪光信号诱食、鱼类用拟态诱饵、鸟装瘸引开捕食者、孔雀虚张声势——这是一片无风险的研究沃土,而人类已进化得超越了说谎。他打趣说科学家该在衣领上佩戴探测仪,并以自己写完不想再看、否认写过这些话作结。
最后一部分谈白宫新设科学顾问。托马斯认为顾问的角色是为总统制定科研政策提供客观建议,一个人无法评估庞大的科学前沿,必须依靠跨科学、工业、教育领域的专家组,以及与科学无关的明智公民的意见;他提到曾被尼克松政府定罪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本是不可缺少的机构,且须保持政治中立。他回忆自己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PSAC服务四年,深知保持中立之难——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社会科学工作者、企业家、普通公民乃至军方情报部门各有诉求。他指出如今情形已变:70年代初的顾问们忙于寻找国计民生问题、推动更大规模研究,报告接连建议增加开支;而现在政府上层不再四处找花钱的门路,科学顾问的任务恐怕是审查科研事业、削减甚至勾销开支。美国承担不了全部科研已成定论,需要选出有限的、有把握成功的领域集中攻关,能源首当其冲,其次农业与生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