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选集》第二百二十六节

本节包含三段独立的文字。第一段指出，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限制，本质上是为实现目的而最有效地利用手段的问题。

本节包含三段独立的文字。

第一段指出，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限制，本质上是为实现目的而最有效地利用手段的问题。作者以劳工运动和历史上惩罚权的集中为例，说明权力的出让或集中往往是一种组织事件，目的是提高效率。文章总结道：法律是使用力量的表达，判断其正当性的唯一标准是使用的有效性和经济性；反对暴力应基于其手段的浪费与破坏性，而看似强制的方法在特定环境下可能是对能量的合理利用。所谓古老或先天的原则只是假设，争论的焦点应是具体方法的利用。

第二段批评了不计后果的绝对主义道德，尤其是“伸张正义”的报复冲动。作者认为，报复是本能的、非理性的，而理性只是其事后装饰。文章以一战为例，指出民众对惩罚德国的狂热，抹去了对未来的考量。作者强调，人类事务的理性在于时间视角，无论报复还是和平热情，都不应遮蔽长远后果。他区分了两种力量观：一种是将失败痛苦作为影响未来的、有尺度和限度的策略；另一种是追求抽象正义的无限癖好，它无视后果和现实，主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讨论。

第三段从桑柯和凡泽迪的被处决谈起，认为两人之死虽已成定局，却引出了更大的问题：保证公正的方法，以及美国公众舆论的基调。作者表示不讨论案情本身，而将重点放在富勒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上，认为这份文件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有学识的领导者心理状态的典型象征，其揭示的作者们的态度与精神倾向是本文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