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佛教观研究——“同异”与“是非”之辨》第十七节

本节指出阳明认为先儒之学有深浅，故言说必有同异。学者应反求于心，不必苟同或立异，关键在于求“是”；即便最终见解不同，也不可非毁他人。

本节指出阳明认为先儒之学有深浅，故言说必有同异。学者应反求于心，不必苟同或立异，关键在于求“是”；即便最终见解不同，也不可非毁他人。阳明以自身为例，不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是将诸说置于内心良知前一一拷问，以“是非”之辨取代“同异”之争。

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阳明主张“但致良知”，即把心中良知推扩于事事物物，不靠考据经典或问之于人，而是诉诸内在良知这一是非天然之则，以此代替对经书的崇拜。他虽敬重孔孟，但视经书为圣人应时而感的产物，只具工具性，不具绝对权威，是非标准仍归于“心”与“良知”。

阳明将“道”内在化，圣人与经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同异”之辨随之崩解，转入以“道”为直接依据的“是非”之辨。庚辰（1520）前他以“天理”为是非标准，讲求“求其是而已矣”，通过静坐、立志等工夫“纯乎天理”，并以“道”“心”“天理”“志”为判断标准，如戊辰《龙场生问答》以能否行道评判政治行为，辛未《别张常甫序》则探讨道与学之别，主张对未信之事姑疑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