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佛教观研究——“同异”与“是非”之辨》第十六节

本节先引阳明论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的问答，再梳理朱熹对该章的三层解读：一、孔子以“达而在上”的圣人身份立言，故与穷而在下时所用礼乐不同；二、颜渊治国之理已明而制度未熟，孔子举例点拨……

本节先引阳明论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的问答，再梳理朱熹对该章的三层解读：一、孔子以“达而在上”的圣人身份立言，故与穷而在下时所用礼乐不同；二、颜渊治国之理已明而制度未熟，孔子举例点拨，属因材施教；三、颜渊有王佐之才却问“为邦”，是谦辞。阳明则视孔子之答为“因病立方”：颜渊内在之德已纯而外在末节或疏，故孔子只补其不足，提醒放郑声、远佞人；治国根本在诚身修道等“万世常行之道”，四代礼乐只是针对颜渊所缺的枝末，不能当作治国之法。二者的分歧在于：朱熹重“理”，理不离事，故要从经书中发掘圣人未言之义，视孔子答语为极重要的表诠；阳明重“心”，以因病立方的方式看待经言，视其为手段而非根本。其次，阳明从言意之辨指出经书的局限：人心天理浑然无限，语言有限，圣贤之书只示人大略，后世传注妄自增益则失真愈远；言不能尽意时须借譬喻，应以意逆志，不可拘文泥象。因此经言只是通达“道”的次级工具，不具终极权威。由此阳明主张：一要得意而非牵制文句，反对泥文著相，读书须归于自己身心、在良知上体会；二要“求其‘是’而已”，即面对先儒言论的同异，只取其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