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佛教观研究——“同异”与“是非”之辨》第七节

阳明提出“心纯乎天理”方是圣的命题后，因“天理”一词沿袭程朱旧义（指宇宙公共之理，是认识对象），与他“天理即本心”的特定内涵不合，造成概念混用的纠葛，如误把天理当作心中一物……

阳明提出“心纯乎天理”方是圣的命题后，因“天理”一词沿袭程朱旧义（指宇宙公共之理，是认识对象），与他“天理即本心”的特定内涵不合，造成概念混用的纠葛，如误把天理当作心中一物，以及与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之争。为克服此弊，阳明于庚辰（1520）年提出“致良知”学说，以“心之良知是谓圣”定义圣人。良知源自孟子，指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先验道德意识；阳明将其凸显为显明呈露的知觉意识，并融入胜私复理的工夫。前期阳明强调良知天赋之善，但认为它受私欲遮蔽，须靠格物克治方能扩充，故地位尚被动。他以“心即性，性即理”沟通心与天理，又说“知是理之灵处”，使扩充良知即纯乎天理。至庚辰年，阳明对良知的理解发生转变：己卯年他视良知为“意之灵明处”，靠格物呈现；次年他告诫陈九川勿在心上寻理（是为“理障”），只需“致知”，因良知已是“自家底准则”，能自动判断是非并主动引领人依之而行，从而由被动的觉知能力升为意的主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