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儒学》第二十九节

汉代风俗批评初兴时，多指向居上位者，认为主政者应以改善风俗为急务，如董仲舒、贡禹、匡衡等人借古今对比，批评当世风气败坏而寄望于朝廷教化。

汉代风俗批评初兴时，多指向居上位者，认为主政者应以改善风俗为急务，如董仲舒、贡禹、匡衡等人借古今对比，批评当世风气败坏而寄望于朝廷教化。但风俗是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态度的综合表现，故批评对象也逐渐扩展到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习俗。西汉王吉批评世俗婚嫁过早、聘送无节；东汉赵壹作《刺世疾邪赋》《非草书》讥刺谄媚趋俗之风，而集大成者是应劭的《风俗通义》。该书以“辨风正俗”为为政枢要，原三十一卷，今存十卷，分篇考证历史传说之讹误、批评矫情违礼、指摘誉过其实之人与事、辨析祭祀与神怪等，广泛讨论社会风俗。另一重要著作是崔实的《四民月令》，记述士农工商依时令节气安排祭祀、耕织、读书、酿酒等生活宜忌，其说源自《周书》《吕氏春秋》的月令之学，更直接承自民间术士所用的“日书”（如睡虎地、放马滩秦简所载时日吉凶之文），崔实去其迷信色彩而与儒家礼教结合，影响及于后世通书、黄历。汉代风俗论的目的是辨风正俗、移风易俗，其共同特色是主张复古，以古今对比指摘现世流俗之弊。针对承秦而来的严刑峻法，儒家主张重德反刑、归本礼乐之教，认为公卿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兴辟雍庠序、陈礼乐可化民成俗，此类尚德缓刑、重礼轻法之论在汉代俯拾皆是。与之相联的是“尚质”之说，即针对世俗机巧诈伪侈靡，主张返归质朴、废奢长俭；这一思路把礼乐与俭朴相结合，扭转了自荀子以来以礼为文饰的传统，礼所关联的德目也包含了俭朴。最后是以“本/末”架构呼吁重本务轻末作，如杜钦借《易》“正其本，万物理”劝君王戒色以正国本，即本末说在风俗批评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