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儒学》第二十节

本节围绕“存在”这一主题，梳理了史作柽、乌纳穆诺与巴雷特的思想对作者的影响。

本节围绕“存在”这一主题，梳理了史作柽、乌纳穆诺与巴雷特的思想对作者的影响。作者认为，史作柽的美学实为人学，其论述虽宏大却较凌乱，且其吸纳存在主义的方式在六十年代台湾学界（如方东美、唐君毅等）颇具代表性，即借存在的感受来印证人的实存问题。

作者回顾自己写作《春夏秋冬》时，已借时间意识探讨人对生命的关切，但当时未直接援引存在主义，而是采用弗莱的原始类型说。其后，因友人蔡英俊译介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作者深受触动。乌纳穆诺指出生命的悲剧源于理智与心灵的冲突，认为知识与理性须为生命服务，人对无限存在的渴望源于对死亡的面对，并由此生出悲悯与“宇宙性的爱”。他以肯定宗教精神和人格化的上帝为支柱，试图化解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与科学造成的“精神危机”。这与作者对五四以来民主科学未能安身立命的忧虑相契合。

此后，作者又受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启发。该书将存在主义置于时代脉络中，指出它源于对虚无、异化与理性无力的回应，并揭示现代艺术中人物形象日益模糊，正与存在主义同步，共同表达着时代的虚无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