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儒学》第二十二节

本节先从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谈起：中国艺术主张以最简素的语言显示真理，形成“忘言”“无意于文”的创作态度与简淡朴拙的风格，是技进于道的历程。

本节先从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谈起：中国艺术主张以最简素的语言显示真理，形成“忘言”“无意于文”的创作态度与简淡朴拙的风格，是技进于道的历程。与西方小说戏剧以善恶对峙、单一主角串联情节的模式不同，中国文学少有理想世界的歌颂和正面冲突，也不必以主角统驭情节，其世界观开放广含，人人皆可为主角，作品各部分自成圆足，可独立成篇，以气脉相通的方式呼应为整体。作者据此提出“境界形态美学”一语，用以分判中西。

接着论述作品中显现的生命情调。以李商隐为例：他屡以杨朱自喻，一生强烈寻求生命寄托，对时间流逝深感悲怆，其“伤春”并非思慕女子，而是生命情调中无端而生的美人迟暮之感。这种无端哀感无法排遣，他遂在情爱、仕途、仙佛之间反复寻找安顿，却发觉每条路都难以依靠——既肯定情爱又认为其虚幻，既有事功抱负又觉其脆弱，既向往仙道又疑其渺茫，因而比杨朱临歧而泣更深一层：他根本无路可走。作者指出，从生命情调入手解读作品是他一贯的批评路向，生命态度不同，作品的美感趣味也不同。最后以柳永《定风波》为例，借贝德叶夫“超升的爱”与“凡尘的爱”之说，说明词中女子被爱奴役又企图奴役对方的态度，与李商隐的生命情调迥异，可见此法可用作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