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儒学》第二节

本节讨论儒学与佛教学界面对现代性的两种态度：一是依附，二是批判。

本节讨论儒学与佛教学界面对现代性的两种态度：一是依附，二是批判。

先看儒学。一种研究试图论证儒学具有现代性以证明其价值，作者称之为“现代性依附”。另一种以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为代表，认为明清商人伦理（诚、俭、勤）近于基督新教伦理，其精神资源可追溯至禅宗、全真教等入世化宗教，并经由宋代新儒家传递。作者指出，这一韦伯式推论环节迂远、问题重重，但间接推动了“儒商”研究。总体上，儒学与现代关系的研究方向是依附现代性，且在日本经济衰落、东亚金融危机后已日益萧条。佛道教情况类似：或固守祈福扶乩等前现代仪式，或讲求道德净化、慈善救助（如慈济），或以推动现代化自居（如佛光山），均未脱依附模式。

再看批判现代性的佛教思潮。英国学者苏马赫在《美丽小世界》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弊病重重（专业化、大型化导致效率降低、环境污染、人沦为机器仆人），提出“佛教经济学”与之对照，从六个方面比较：劳动观（劳动塑造人格，而非灾难）、商品观（重人甚于物）、利益观（重解脱安恬甚于利润）、消费观（最少消费获最大满足）、生活观（简朴可免冲突）、资源观（就地取材优于国际贸易）。他主张走介于现代发展与传统停滞之间的“中道”，认为佛教的价值恰在于与现代经济原则的矛盾冲突处。

泰国学者素拉·司瓦拉查赞赏此说，认为现代发展观助长贪嗔痴三毒，主张以“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为原则的利益众生运动，其在印度南部、斯里兰卡以自助方式组织社区、以精神增长推动社会整体发展，批判殖民以来的资本主义模式，致力于保存乡村传统。日本创价学会主张“人道的社会主义”与“佛教的民主”，关注健康、教育、环保、扶贫。作者指出，这类新传统主义是在经历工业化、深入了解西方文明后作出的理性批判，与自由主义、后现代思潮合流，不能简单以保守顽固视之。西班牙神父雷蒙·潘尼卡则以佛教、印度教的“默观”态度批判现代文明：挑战传统宗教将价值拖延至彼岸、挑战世俗主义的进步迷信、批判泛经济社会的支柱价值、反省技术对人生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