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集》第六十八节

本节先指出两种混淆：把艺术创作当作政治社会的模型会导致极权审查，把政治行动当作艺术创作的模型则会把艺术变成一连串偶发事件，二者都是对过去的臣服。

本节先指出两种混淆：把艺术创作当作政治社会的模型会导致极权审查，把政治行动当作艺术创作的模型则会把艺术变成一连串偶发事件，二者都是对过去的臣服。作者引斯特拉文斯基之问，主张青年艺术家应忘掉“历史进程”去追求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又引阿克顿勋爵的话，说明宗教对生性缺乏调和者是写出成功作品的必要条件。

随后转入对达格·哈马舍尔德《标记》一书的评论。作者说此书未提及外交公职与时代事件，却体现了哈马舍尔德早年立下的信条：从父系继承无私奉献国家的信念，从母系继承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晚年借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的“自我屈服”来调和社会服务与精神生活。作者认为日记附信中“可描画出唯一真实的人物轮廓”一句有误，因为人无法看清自己，朋友和敌人往往比自己更了解自己——例如人人都自认比他人敏感、比他人性格强硬，因为感觉迟钝和别人的抉择过程自己都无法察觉。

作者建议读者结合怀尔德·富特编的《和平的仆人》及丹麦大使艾温德·巴特尔等人的见证来理解哈马舍尔德，后者记述了他战后对经济政策与国家主权问题的先见之明；同窗P.O.艾克洛夫和作者自己也提供了对他的印象。最后作者讨论日记的写作时间，据1956年、1961年及1952年几段日记推断，早期条目很可能在他说“是”的那个重要时刻之后被删改、重写甚至新写，开篇与结尾两首寓意相同的诗即为佐证，1949年最后一条的日期也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