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文明》第九十五节

本节论述奈良时代（约7—8世纪）日本佛教艺术如何融合外来因素并形成自身特色。

本节论述奈良时代（约7—8世纪）日本佛教艺术如何融合外来因素并形成自身特色。

首先，药师寺三尊佛、法隆寺阿弥陀三尊及东大寺三月堂的干漆梵天像，都显示出印度笈多、犍陀罗、希腊及唐代中国的多重影响。其中梵天像被视作希腊式佛教艺术目标的首次圆满完成，它将希腊法则、笈多理想与日本本土天赋融为一体。同期的兴福寺弟子像、东大寺良弁坐像等干漆僧侣像，则呈现出类似罗马肖像画的写实庄严风格，体现出日本艺术的个人主义趣味。

其次，日本从中亚和唐代接受了护世天王（四天王）的型式，东大寺四天王像以威猛的武士精神重振了在中国已经衰退的唐代造型力量，预示着一种史诗般的佛教艺术的出现。同时，天平时代的寺院兼具宗教、政治与知识中心的功能，佛教艺术开始走向世俗化。

最后，本节重点讨论法隆寺金堂壁画。壁画年代尚有争议，作者认为其出自熟谙印度影响的中国或中亚艺术家之手，风格衍化自阿旃陀石窟，属希腊—笈多式。但壁画净化了阿旃陀的热带异教色彩，将之提升到理想化的高度；其菩萨形象兼具悲悯与超脱，手印与姿势传达出大乘佛教的精神，技艺上实现了犍陀罗结构与笈多精神的统一。与之相对，圣德太子及其二子的肖像则完全是六朝风格的中国画，与顾恺之等文人画传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