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文明》第三十九节

阿富汗出土文物显示，伊朗因素对中亚边境佛教艺术的形成影响重大。

阿富汗出土文物显示，伊朗因素对中亚边境佛教艺术的形成影响重大。大夏地区先后被萨萨尼王朝、白匈奴、土耳其人统治，萨萨尼总督与佛教教会长期交往，使巴米延壁画呈现犍驮罗佛像、印度-笈多神像与萨萨尼王者并列的面貌。巴米延的伊朗王者像与克孜尔骑士图、库车贵族像一脉相承，说明旁遮普、阿富汗的希腊-佛教与伊朗-佛教艺术是和阗、库车、吐鲁番、敦煌各流派的前厅。哈达出土的菩萨坐像则指向北魏云冈石窟的中国佛教艺术。

在印度本土，笈多王朝、戒日王及德干诸王朝统治下，形成了印度的美学理想。秣菟罗派佛像与犍驮罗派不同：头顶无发卷、右肩袒露、衣服紧贴如湿、表情精悍。作者倾向认为秣菟罗像是犍驮罗艺术印度化的结果，其裸体女像继承巴尔胡特、桑奇的丰满审美，比例更和谐。阿玛拉瓦提艺术衔接了早期桑奇派与中世纪印度教艺术，其浮雕从象征性的菩提树、宝座表现佛陀，发展到犍驮罗式佛像出现，女性裸像秀丽，构图生动，已趋理想主义。笈多派艺术在4、5世纪融合阿玛拉瓦提的典雅与秣菟罗的丰腴，加入静穆的精神气质，最终诞生印度美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