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新论》第九十六节

本节围绕洋务运动与清政府妥协外交的关系展开论述。否定论者将妥协外交视为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肯定论者则主张外交属国务活动、与内政无关以撇清关系。

本节围绕洋务运动与清政府妥协外交的关系展开论述。否定论者将妥协外交视为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肯定论者则主张外交属国务活动、与内政无关以撇清关系。夏东元认为二者皆不成立：妥协外交并非始于洋务运动，且外交必为内政服务；洋务运动另有自身方针，即“守定和约”，其兼有妥协性与民族性，以后者为主，故屈辱条约不能全算在洋务运动账上，李鸿章等人的行为也应与洋务运动本身区别对待。关于历史地位，夏东元指出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技术、发展工商业上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致且是其前提，但在维护封建制度上是反动的，不能笼统称为进步运动。各家分歧归根到底源于方法与标准不同：否定论用阶级斗争标准，肯定论用五种生产方式标准，夏东元则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强调经济状况决定阶级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又反作用于经济。